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我國與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的競合

一、前言:「一帶一路」主導中國外貿戰略

從1992年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院羅斯.門羅(Ross H. Munro)指出中國是一隻甦醒的巨龍(Awakening Dragon),中國才是亞洲危險的根源後,中國不斷釋放出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然而,在2013年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戰略後,對內釋放出在國內堅持經濟建設、發展,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外,也對外散布中國不稱霸、不挑戰、不擴張,謀求與各國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友善訊息,正逐步地改變這個不利中國的外交戰略局勢。

2015年3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會(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正式將「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與籌設「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成為中國國務院重要的政策。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除了有效解緩內部國企生產過剩問題外,更揭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的合作重點,強化中亞、東南亞等國對中國的經貿關係。

在十九大前,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曾刊楊潔篪《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 不斷譜寫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篇章》一文,闡述習近平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並確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統領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其中「一帶一路」逐漸從倡議變為行動,從理念轉化為實踐,成為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歡迎的全球公共產品,成為習近平十八大任期裡最重要的外交與國際成就。

從國家整體戰略的角度觀察,為了防範美國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是不得不做的戰略性決定。初期沒有一個國家看好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會成功,只是全世界沒有預期到,2017年美國川普總統堅持以「美國優先」的保守主義作為,拱手把經濟全球化領導者地位讓給中國。

在援外與能源輸送戰術上,從過去由中國外交部獨立援外的做法,改向「亞投行」會員國共同集資,貸款給會員國進行基礎建設,明顯的是針對美日控制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且各項基礎建設多委由中國國有企業來承包,也解決中國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在能源輸送戰術上,從目前經由麻六甲海峽新加坡單一管道變成多元運輸管道,包括:緬甸、巴基斯坦等國的輸油天然氣管線與港口,大幅降低能源輸送的風險。

二、「一帶一路」在經濟項目可預期的風險

「一帶一路」戰略是否如中國所宣稱的成功?不少國家與專家抱持懷疑的態度,原因之一是自2013年以來,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路線圖都不盡相同。且從2013年開始倡議至2017年,不到4年卻宣稱已經有多條路線完成。要完成一條全新的運輸道路(不論鐵路或公路),從規劃、測量、施工到完工,耗時可能超過3年,且這些基礎建設的路權或使用權,最終又要交由誰來管理?在諸多訊息不透明下,德英法等國皆不願意簽署一帶一路高峰會的聯合公報。

目前投入一帶一路基礎建設的資金大多是來自中國國有企業,為何民間企業不願意投入?深究其因是許多基礎建設根本無利可圖。以號稱有40條路線,每月一千班的「中歐班列」為例,雖然目前已經克服大陸至歐洲軌距不同的問題,貨物也無須上下三次,但是因回程無貨可載,造成去程的成本過高,經濟效益有限。一個40尺箱的運行成本大約1萬美元,但是到鄭新與列門的價格卻只有3000~6800美元,到成都和重慶的價格也只有7000~9000美元。中間的差價全靠政府補貼硬撐,就是為了穩定「中歐班列」沿線的供貨商與掌握運銷通路。

檢視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某些計畫可能會失敗,例如:斯里蘭卡的港灣建設計畫,除了對中國具有軍事戰略價值外,對斯里蘭卡並無實質的經濟效益。但也有些計畫卻是極具潛力,例如扶植中國鐵路公司搶占東南亞高鐵營造市場,中國在印尼的高鐵計劃,有機會讓印尼其他地區日後也會採用中國高鐵的規格,將威脅到日本高鐵公司。

不過一帶一路戰略已經從2013年的倡議,2015年發改委所發布的《願景與行動》,2016年又成為國務院的國家政策。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舉措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中國這個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國,要持續且積極地擁抱與推動經濟全球化。未來中國的領導者在推動一帶一路力道或許沒有習近平這麼強,但是可以預期,一帶一路戰略是為了迎向下一個百年,也就是為了2049年中國成為經濟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做準備。

三、美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

2017年9月29日美國白宮宣布美國總統川普和第一夫人梅蘭妮亞將於11月3日至14日出訪亞洲各國,卻將此次亞洲行程定調為「印太行程」,除了訪問日本、韓國、中國也參加一系列雙邊,多邊和文化活動,包括在越南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APEC)峰會和在菲律賓舉辦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峰會,白宮特別表明川普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聯盟和夥伴關係的持續承諾。

川普的印太行「表面上」是想跟亞洲國家領袖討論,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對美國繁榮與安全的重要性;同時將強調與美國貿易夥伴建立公平和互惠經濟關係的重要性。亞洲各國對美國的貿易都出現龐大的順差,川普這次亞洲行「暗地裡」就是要跟各國政府商量,希望能讓美國企業也能夠多賺些錢,讓雙方的貿易能夠稍微平衡。

亞洲各國領袖都相當期盼川普總統這次的亞洲行,特別是剛上任就被朝鮮金正日打的滿頭包的韓國文在寅。不管是老謀深算的日本安倍,或持盈保泰的習近平都等著要從美國川普總統哪裡撈到好處,連菲律賓杜特蒂都希望沾川普的光,挽救持續下跌的聲望。

日本政府想趁川普訪問日本時,提出「四方對話」計畫,這項倡議被視為是對抗中國「一帶一路」的替代方案。日本外務省大臣河野太郎在接受日經新聞訪問時說,東京當局想建立日本、美國、印度及澳洲之間的高層對話,以促進從南海、印度洋以及到非洲等地區自由貿易以及國防與安全的合作。

2017年12月美國川普總統發表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如外界所預期仍延續「美國第一」的大原則,在長達68頁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闡述國家安全的四大支柱,並且勾勒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行動綱領。這四大支柱分別是:保護美國人民、土地與美國式的生活方式;厚實美國的財富,活化國內經濟,推動稅改,簡化政府管制條令,以及追求更公平、互惠的自由經濟貿易;透過強大軍備、競爭力與外交實力來維護和平,例如在軍備、國防產業、核武、網絡、太空、人工智慧等新領域增強防禦實力;以及增進美國在國際影響力,在公平互惠為前提,加強與盟友合作,並尋求建立美國價值的夥伴關係等。

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川普點名中國、俄羅斯為戰略競爭對手,「我們(美國)面對流氓政權威脅美國和我們的盟友,我們面對恐怖組織和國際犯罪網絡,還有在全球散播暴力和邪惡的組織,我們也面對對抗力量,如俄羅斯和中共,想要挑戰美國的影響力、價值觀和財富。」川普總統特別挑明「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我們正經歷一個新競爭時代。我們面對著猛烈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的競爭,在世界範圍內發生著」。

在「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或「中亞與南亞」地區戰略裡,並沒有使用「圍堵」(Containment)字眼,而是期盼「區域權力平衡」,不希望任何單一霸權主宰區域,包括「印-太」地區、中東與歐洲,國家主權應該被尊重。但美國期望與兩國合作。希望能確保區域不受單一霸權主宰,達到區域權力平衡。

儘管美中之間存在高度貿易逆差,但是在區域經濟與軍事關係卻相當複雜。川普一方面在貿易上對中國施加更大壓力,但也需要中國地緣政治上力阻北韓核發展力。美國不斷向區域各主要國家說明,北韓發展彈道飛彈與尋求核發展的立場對區域帶來不利影響,東北亞各國應該共同合作,解決北韓議題。

就目前觀察,美國「印太戰略」(Indio-Pacific Strategy)主要是奠基在三場演說、兩份報告以及一項法案基礎(3+2+1)。這三場演說包括2017年11月越南蜆港APEC會議上川普對印太戰略的演說、2018年6月國防部長馬提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論壇的演說、以及2018年七月國務卿蓬佩奧在印太企業論壇演講裡,宣示美國將向印太地區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1.13億美元。而兩份報告是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與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NDS),以及一項已經獲得參眾兩院通過,但川普尚未簽屬的《2018年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of 2018,簡稱BUILD Act),計畫成立「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USIDFC),提供上限600億美元的開發貸款。

四、東協各國選邊站的困境

東協國家早就運用「對沖基金」(hedging)方式去規避政治、軍事與外貿風險,也就是在外交與軍事方面以美國為首,在經濟與地緣關係上則以中國為優先,誰都不得罪。但是在APEC會場或東協國會議時,萬一同時出現中國或者美國時,「選邊站」一直是東協國家不得不面對,也最困惱的抉擇。

美國川普當選後,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並以雙邊貿易協定為優先,推動“印度太平洋”地區的盟友,但事實證明美國已經被排除在整個經濟全球化的劇本外。川普在APEC企業高峰會演說不斷多次出現「公平」字眼,語帶威脅「不要占美國便宜」,在APEC多邊對話場域卻諷刺地表明美國只需要「雙邊」貿易談判!川普還推廣「美國優先」,要各國以保護自己國家為優先,訂下「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

比較川普的「公平、雙邊、美國優先」與習近平提出的「包容、多邊、印太」,讓APEC成員國陷入選邊站的窘境。在2017年「東協與中國峰會」裡,李克強以「構建理念共通、繁榮共用、責任共擔的命運共同體」為題的演講裡,除了勾勒中國與東協國家命運共同體的願景,似乎已經為隨後舉辦的RCEP《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部長級會議下了指導棋。

希望請東協十國務必配合中國,趁美國退出TPP後,在日本所主導剩下TPP-11國成立的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在前途未明下,先擱置日本、印度、韓國、紐西蘭、澳洲五國的意見,在年底就簽署RCEP協定。

RCEP表面上由東協國家主導,但16 個會員國以中國這個「買家」為馬首是瞻,占全球 GDP 29%,占全球總人口 49%。馬英九政府時期想要靠與中國維持好關係,但ECFA的服貿協議尚未完成,讓台灣與東南亞各國「雙邊」或多「邊貿」易協議就因此被延宕。台灣應該更關心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在內的16個國家的領導人極有可能會在會外,宣佈RCEP會有更進一步的進展,估計全球經濟的四分之一將會實現關稅下降。

RCEP 占台灣總貿易額和出口額比率都高達五成以上,加上原先TPP-12占台灣總貿易額和出口額 30% 左右,如果台灣能加入兩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就能占總出口量的84%。但是從國際現實諸多跡象顯示,台灣政府近年積極以加入想要藉由加入「多邊」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突破「雙邊」貿易談判的困境,這個如意算盤到頭來根本是一場空。

對於東盟十國來説,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額佔整體的17%,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額增加至10%,柬埔寨等國已與中國建立了深厚關係,且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等四國同時加入TPP與RCEP兩大協定的談判。由於CPTPP預計將在2019年正式實施,東協各國預計將會傾向支持中國提議,在2019年底盡快簽署RCEP各項協定。

五、美中貿易大戰後鼓動一帶一路的破窗效應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各項基礎建設工程與合作計畫,正面臨「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的衝擊[1]。2015年斯里蘭卡因政黨論替,新任總統西里塞納在尋求印度解決嚴重負債失敗後,轉而向中國商討如何償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跟中國的貸款事宜,歷經數月談判後,在2017年12月交出港口以及港口周圍15000英畝的土地,租期99年。中國利用債務在斯里蘭卡擁有「新殖民地」的作法讓國際社會震驚,在斯國境內,也被前總統拉賈帕克薩所領導的反對陣營譏諷為喪權辱國,鼓動群眾走向街頭抗議。

2018年之前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敢對中國一帶一路計畫基礎建設已經合作的方案說「不」,斯里蘭卡就是第一個嘗試要「破窗」的國家,政黨輪替後的新總統西里塞納在尋求印度協助不成後,只能深陷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債務陷阱」裡。

2018年馬來西亞也經歷政黨輪替,新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為了實現競選承諾去中國進行「破窗」之旅,雖然最後僅只有三個項目要暫停,要重新考慮,但其它合作開發項目仍持續進行,不過此行也讓外界驚嘆敦馬對強硬中國的斡旋與談判能力。

馬哈迪在8月21日結束訪問中國的記者會上宣布,取消總計220億美元的三個中方資助的項目,主要是因考量馬國龐大的國家債務因素,決定取消與中資合作的東海岸銜接鐵路與蘇里亞策略能源資源(SSER)的合約工程,不過馬哈迪也沒有把話說死,表示以後找到償還貸款的途徑再說。

巴基斯坦也是因為政黨輪替後,第三個試圖要「破窗」的國家。新任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 在競選期間,就針對過去政府與中國在「中巴經濟走廊」合作計畫貸款與合作計畫提出質疑。2015年,中國宣佈啟動「中巴經濟走」廊專案,視為是一帶一路倡議重要組成項目,包括修建公路、鐵路和石油管道的計畫,以加強中國與中東地區的聯繫。

中方希望通過CPEC擴大在巴基斯坦以及中亞和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同時反制美國和印度在這一地區的勢力。但前總理謝裡夫被批評,在中巴經濟走廊專案上給予中方“太多優惠“條件,而謝裡夫本人目前正因受到腐敗指控而遭關押。新商務部長達沃德(Abdul Razak Dawood)上周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曾暗示,可能將耗資570億美元「中巴經濟走廊」(CPEC)所有項目暫停一年,直到完成相關審核工作。

2018年是中國一帶一路計畫基礎建設的分水嶺,各國看準美中貿易大戰之際,以政黨輪替為理由,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馬爾地夫,現在連西非的塞拉利昂(原獅子山共和國)都提出更改合作的協議。中國也順勢為了積極拉攏友好國家,一帶一路計畫開始變得更有彈性。歷經政黨輪替,新政府都會表示要跟中國商討舊政府所簽訂的基礎建設計畫,也暴露一帶一路計畫在政治風險。

六、台灣在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的困境

2016 年民進黨政府也計畫參與由美國推動的TPP-12,占全球 GDP 38%,占全球總人口 11%,屬於較高層級的服務貿易協議。儘管少了美國這個「買家」,但其他十一個TPP會員國(TPP-11)在越南峴港APEC峰會外,宣布就「核心要素」達成協議改稱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除了凍結約廿條文外,多數條文皆沿用TPP內容,雖然「換湯不換藥」,但形式上來看屬於全新的協定。

CPTPP 會員國的經濟規模達 10 兆美元,占全球GDP的13.6%,2016年CPTPP會員占我貿易總額比重達25.25%。在新版的CPTPP裡預估會比原來 TPP 的標準來得寬鬆,對以外貿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產業來說,算是比較好調適,也比較容易達到的標準。目前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等4個會員是台灣前十大貿易夥伴,台灣若能夠加入CPTPP,將有利以外銷為主的製造業拓展市場,反而是澳洲與加拿大等國的農牧畜產品,可能會對台灣農業部門造成衝擊。

由於2018年美中貿易大戰,激勵CPTPP會員國紛紛加速批准國內程序,藉以對抗美中兩大經濟體衝突的不確定性。根據CPTTP所頒訂的準則,規定需要一半以上的成員國,也就是六國以上成員國完成國內程序的六十天後,CPTPP就正式生效。墨西哥、日本與新加坡先前已通過CPTPP國內程序,澳洲參議院17(週三)通過CPTPP,成為第4個通過該協定成員國,再加上紐西蘭議會近日將針對CPTPP展開辯論,預期會在十二月之前通過,以及越南總理阮春福也明確表示11月底可望跟進。

當有六個國家國內程序的通過後,讓CPTPP在2019年初生效機會大幅增加。各國在商討開放過程時,各國政府都會面對國內工會的反彈,但議會都同意通過該協定的立法程序。例如:紐澳都希望農產品和自然資源能夠透過CPTPP提高出口,以減緩中國因生產過剩暫緩對紐澳原物料的需求的衝擊。

但是台灣經濟部究竟有制定哪些因應CPTTP所作的行政措施或法案?是否有送進立法院,進行公開辯論?台灣好像就只是等待CPTPP正式成立後,期望日本或11國家邀請,再針對多邊或雙邊的進出口與貿易關稅等細節再來協商。

七、對外以經貿為目標、對內則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策契機與盲點

作為鄰國的台灣,面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無需要過度悲觀,直覺認為台灣的外交、國際與經貿空間就因此被封鎖。在2015年發改委《願景與行動》的第六項中國各地開放態勢裡,就明白表示為台灣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做出妥善的安排,即使2015年台灣申請亞投行(AIIB)創始會員被拒絕,但台灣未來還是可以持續申請加入亞投行,民間企業也可藉由中國給台商公民待遇的機會,參與一帶一路各項周邊建設,但是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台灣可以參加一帶一路的那扇門就被關上了。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與國家發展委員會,依據蔡總統在2016年8月16日召開對外經貿戰略會談,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跟領,計畫推動「經貿合作」、「資源共享」、「人才交流」、「區域鏈結」等四大面向。蔡英文總統在世界台商年會演講時表示,要以千億元作為「政府開發協助」(ODA)計畫,以支持新南向政策計畫。該計畫是用來當專案融資基金,必要時可補貼利差,目標是協助台灣企業與新南向國家的公共工程合作,理想上可協助台商拿到東南亞國家的公共工程,並促進台灣與這些國家的關係。

台灣有許多具國際級工程技術的營造建設企業,但因外交因素無法競逐國際標,或者因規模較小,過去沒有獨自營造的實績,也無法競逐國際標。台資營造建設企業都需要時間與機會,透過每次海外營造的完工項目,來證明自己具有競逐國際標的能力。

然而,蔡政府只想用最末端且最容易的銀行利息補貼,搞海外工程,不禁讓人想到過去的榮工處,中華顧問工程公司。如果真的是要平衡中國一帶一路在東協國家的基礎建設,光是靠融資利息補貼有用嗎?即使海外投資或營建計畫都已經簽約,但隨著興建工程或廠房設置後,也可能會遇當地法律仲裁問題。

大陸工程是最早進入印度的台灣知名的工程顧問公司,曾參與印度多項基礎建設工程,但因工程期間歷經多次修改、違約或應收帳款等爭議,需要進行法律仲裁。在繁雜且耗日費時的法律訴訟下,董事長殷琪在日前宣稱,將要結束在印度的基礎建設團隊。

未來類似投資失利的案例可能會越來越多,或許會影響到新南向政策海外公共工程的布局,不過對於後續加入新南向台資營造建設業者而言,誰能夠克服這些問題,就表示誰能在這片新南向國度中深根茁壯。

除了新南向政策外,台灣政府也應該思考,除了積極加入RCEP或CPTPP等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以及簽署雙邊FTA外,要如何規劃短、中、長期的競爭願景地圖。當更多台商逃離中國時,除了改善目前台灣的投資環境,吸引台商回流外,也需要及時鬆綁目前限制金融服務業前往東南亞各國的法令,以開創新的市場商機。

新南向政策的戰略也需要適當的調整,從製造業朝向高科技產業,以掌握關鍵技術的外包模式,運用當地豐沛的資訊科技人才。台灣短期的戰場還是要關注東協十國,特別是越南,藉由台商聚落所具備的產業供應鏈面向東協,但是長期的戰場將是南亞的印度,台灣訊科技產業必須以創意與效能、團隊合作兼具企業家精神,積極搶攻印度龐大的消費、供應鏈與電商市場。

八、展望:中美貿易衝突下,台灣如何運用民主自由價值去對抗中國的銳實力

2018年4月10日蔡英文總統接受電視媒體專訪,被問到台灣會不會因為美中情勢升高而成為川普的「棋子」?蔡總統回答,不要小看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這不是一個很小的一個人口數,加上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台灣國防的實力,雖然很多人說我們是別人的棋子,但不要忘了我們自己也是棋手,就順勢操作。

蔡英文總統解釋順勢操作是因為以台灣的規模跟實力,要逆勢操作幾乎是不可能,我們必須要掌握這個情勢做順勢的操作,這都是政治外交裡面非常重要的功夫,我們也必須去強化自己的國防,這並不是說一定會發生戰爭或武力衝突,但任何一個國家都會讓自己的防衛體系更健全才能夠嚇阻潛在的敵人。

面對美中貿易大戰、南海軍事對峙多變,以及中國崛起後的「銳實力」(Sharp Power)對周遭各國的影響,已經成為近期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2]。中國的「銳實力」其實是某種以綜合實力為誘因或威脅(例如經貿利益、工作權乃至生存安全),以包括威逼、說服、煽動、勸誘、假訊息…等等多元手法,公開或非公開地,施壓、影響特定對象,讓對方自願做出符合其利益或政策目標的行為,或達到操控、影響輿論的效果。於是,若要跟中國他們打交道(賺中國人的錢),絕對不能在這類「核心議題」上跟他們唱反調,連「想法不同」都不行。

6月25日蔡英文總統在一場由「台灣民主基金會」所舉辦的「創會15周年國際會議」中,公開揭露過去兩年中國不斷施壓台灣,威脅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並限縮台灣的國際空間,甚至連澳大利亞、美國、歐洲和世界各地國家都遇到這股反民主力量的威脅。蔡總統或許是想以「民主的價值取向」,去呼籲世界具有民主、自由、選舉、開放的國家合作成為「民主聯盟」,共同對抗中國霸權的「反民主」力量。

為了對抗中國靠著「一帶一路」在全球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美國川普總統計畫會在期中選舉後簽署一項可以提供發展中國家經援的《2018年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BUILD Act),計畫新成立「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USIDFC),將整合目前美國現有政府及私人在發展中國家所投資的資本,提供上限600億美元的開發貸款,比目前負責海外貸款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只能借貸資金290億美元的上限,多出一倍多。

同時間,中美貿易大戰持續進行下,中國內部經濟引經發生減緩的徵兆。9月初中國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接受CNBC採訪時還表示,中美貿易戰對中國GDP的影響不到0.5個百分點。不過10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就警告,這次的貿易戰對中美兩國,乃至世界經濟都呈現長期負面的影響,其中對中國造成的損失將遠大於美國。

10月19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表一項數據,間接證實IMF這項說法。自201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其中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率為6.5%,低於此前路透社預測的6.6%。同時,該增長率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最慢的季度增長率。

除非在2018年底,中國「戲劇性」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否則第四季中國經濟將呈現蕭條。預料北京當局在「面子上」絕對不會讓步,但「骨子裡」可能必須作些具體讓步。然後先跟國內公開宣佈已經獲得初步的勝利後,再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然後將箭頭指向內部的經濟矛盾,順勢激勵股票市場以及國內投資者的信心,否則中國經濟的遲緩將會呈現連鎖反應,導致來年的經濟成長率更加低迷。

在2015年美軍航艦有十次以上通過台灣海峽的紀錄,2018年10月22日美方更直接公布美軍艦正在通過台灣海峽。美國對台灣戰略的轉變,可從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中的演說略見端倪。整個亞太的地緣政治環境,彷彿帶回到六○年代冷戰時期的氛圍,周邊國家,包括中國都意識到,未來美國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來到南海或台海巡弋將會成為定期且密集的新常態。

未來,中國不僅要面對美中貿易大戰所造成內部經濟成長延緩的問題,也要對付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包括南海)軍事的壓力,以及BUILD ACT在全球援助項目的競爭。就像雅典與既有強權斯巴達一樣,中國與美國正掉落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個新崛起的大國(中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美國),而現存大國(美國)也必然會回應挑戰者(中國)這種威脅,中美在貿易、軍事與地緣政治的戰爭變得無法避免,即使在美國期中選舉後,把中國列入競爭對手已經成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領袖的最大共識。

面對國際情勢的變化,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推動的強度預期會有所調整,但是中國打壓台灣爭取自由、民主與外交空間絕對不會減少,反而因外貿戰略遭受阻礙而鼓譟民族情緒,讓打壓台灣的動作變得更加強烈。在中國大陸政策上,蔡英文總統上台後,一直重申「我們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顯然這「四不」主張並不被中國所接受。

台灣蔡英文政府過去希望透過自由、民主、選舉、文化、價值、制度等「軟實力」,去面對或者周旋這個崛起的中國,但是在情勢比人強下,台灣政府與人民勢必要面臨重大的選擇。兩岸關係未來可能不只是陷入「冷凍關係」而已,極有可能在被迫加入「美國隊長」或所謂「民主國家聯盟」後,台海將繼南海之後成為「熱區」,台灣終將無法避免成為「美中冷戰」時期對抗中國的棋子。而中國政府也必深刻檢討,自1987年台灣開放探親以來,從初期的冷淡到中期的熱絡,30多年的對台工作怎麼讓台灣離中國越來越遠!?

[1] 「破窗效應」是指一幢有少許破窗的建築物,如果那些破掉的窗戶沒有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接連地破壞更多的窗戶,甚至會闖入建築內。如果發現無人居住,也許就在那裡佔領、定居或者縱火。比喻在環境中若有不良現象被放任存在,就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

[2]吳敏之在《中國特色的「銳實力」套餐,正在滲透全世界》一文裡,詳實介紹「中國特色」的銳實力,它既非以軍事力量為施行手段的傳統「硬實力」,也非以文化、價值、制度的吸引力為呈現方式的「軟實力」。

作者: 陳建甫

NSPBRI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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