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與中港融合

蕭督圜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由於面對新冠疫情的衝擊下的全球經濟成長疲弱，以及中美戰略對抗態勢持續，此次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結束後，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建議》，可以發現與過去的發展模式已有相當的不同。本次的十四五計畫推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經濟成長策略，顯然與二十年前選擇以出口為主、依賴國際大循環的發展策略有甚大差別。未來的中國期待透過消費結構升級來補足外需的不足，尤其將著重在優化生產、消費、分配與流通等面向，並且在持續推進的城鎮化發展策略上，以新基建與新創產業加速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區域的開發計畫。

    而粵港澳大灣區自2019年初發布規畫綱要以來，一直是中共關注的焦點，不僅是因為大灣區計畫是習近平主席所主導，也因為大灣區2019年的GDP總量約11.6兆人民幣，佔中國GDP總量的11.61%。再而，建基於過去港澳與廣東省「前店後廠」的整合基礎，如何進一步將港澳相對完善的城市發展經驗外溢到偏遠的惠州、肇慶、江門等地，進一步將大灣區推升成世界級的城市群，作為中國社會深化改革的樣板，對中共而言也是至關重要。此外，大灣區亦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樞紐，利用珠三角製造業及新創工業與香港的國際金融及航運中心的搭配下，就能強化國內與國際雙循環的格局。最後，中共期待透過經濟融合帶動制度整合，大灣區終將因金流、人流等要素整合而逐步密不可分，進而促使生活模式趨同而人心凝聚。大灣區能透過經濟吸納政治的整合，超越「一國兩制」而達到「一國良制」的目標。

    事實上，根據第十四個五年計畫中提到，「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與前一個五年計畫的內容相比，顯然北京未來五年注重的不僅是經濟工作，更在乎政治工作。因此在內容中重申「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以及「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政治秩序，這當然是反映了2019年香港所發生的反送中運動所造成的政治問題。雖然在去年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但為了能強化管治與推進中港的一體化，這次的十四五計畫中寫道，「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凸顯出未來的中港關係，將由過去「合作」邁向「融合」，這已經是未來香港發展的主旋律。

    對香港政府而言，面對來自北京「頂層設計」由上而下的壓力，在延遲多時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交出的2020施政報告，似乎沒有得到社會太多的青睞。綜觀香港媒體輿論的反應，多認為對解決當前嚴重的政治對立、社會分裂、經濟蕭條、居屋矛盾、貧富差距、弱勢扶助等議題沒有明顯助益。雖然本次施政報告以「砥礪前行，重新出發」為發想主軸，針對各政經面向與產業需求提出約莫200項的措施規劃，更以藍色封皮隱含「重見藍天」的寓意。但與過去三份施政報告進行比較，甚至與前幾任特首的報告相對比，林鄭特首政策擘劃好大喜功、善打高空，卻常虎頭蛇尾、施政無力，益加依賴大陸施予優惠政策之特質昭然若揭。過去香港社會「背靠大陸、面向世界」的共識，如今在林鄭的選擇下只能「面向灣區、一路向北」，香港社會要走出紛爭困局，只是難上加難。

    在延遲發布施政報告的這段時間，林鄭特首不僅前往北京拜會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並與國家發改委、證監會與衛健委等中央單位會晤；其後也轉往廣州與深圳，拜會省委書記李希及省長馬興瑞。林鄭此舉無非是避免自己行差踏錯，希望能在意見交換中更加貼近中央政策的脈絡，在施政報告中透過政策擘劃戮力帶領香港逐步強化與大灣區的深度交融。故而，林鄭特首在進行施政報告時，先略述未來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措施規劃後，轉而針對香港的政制爭議進行詳細解釋，並強調人大決定對香港具有絕對的權威性。此外，她也提及未來將在《港區國安法》的框架下，改革高中通識教育以及加強學童的國家安全教育，並將全力革除不適任的教師，以「糾正異化」作為未來的方向。顯見，林鄭特首完全跟從中央的步伐，將政治工作列為施政的重點目標。

    由於香港最新公告的第三季失業率為6.4％，其中20至24歲年輕人失業率突破兩成、人數超越七萬人。這些本就對社會改革及港府施政不滿的族群，雖在當前政府強力壓制下敢怒不敢言，卻絕非就此接受妥協。對此，林鄭特首提出的解決策略竟是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及「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希冀補助與招募青年前往大灣區工作與創業，姑且不論是否符合年輕人的期待，一億元的補助與2千個名額，能達到多少效果讓人質疑，不免也被認為就只是應付與宣傳。而近日香港第四波疫情來襲，又將再次對慘澹的經濟造成衝擊，如何讓社會恢復往昔榮景本就是港府最大的挑戰。由於在疫情影響下，香港社會並不信任港府推動的健康碼政策，擔憂個人隱私遭到掌握，致使疫情難以完全歸零，香港當前既無法面向國際亦難以緊抱灣區。更由於在美國的制裁下，香港的國際角色與功能已然與過去不同，故而林鄭特首所做出的判斷應是認為，未來香港經濟中長期發展必然依賴於大陸的雙循環。但在現階段難有亮眼作為的情境下，唯有全力配合推動政治工作才能滿足中央期許。

    香港在歷經大規模社會衝突後要再重新出發本已不易，而林鄭特首選擇一路向北擁抱大灣區的決定，固有其難以言喻的理由，但卻對解決香港的社會分裂毫無助益。雖然北京期待在疫情之後，能透過大灣區整合來賦予香港新時代的意涵與功能，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仍因大陸的路徑依賴，採取「由上至下」的制度設計，在推進的過程中缺乏「由下而上」的認同，也導致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融合可能難以因基礎建設及經濟發展而成長。尤其不可諱言的是，在港澳回歸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港澳與大陸城市間的社會文化仍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再加上城市群在發展過程中的合作及競爭關係，又強化了大灣區合作間的城市矛盾關係。縱使北京中央積極透過經濟上的整合促進政治及文化層面的認同，甚至以政治力作為推動的補充，戮力將港澳與珠三角城市整合成為一體化的城市群。但如今在缺乏香港社會認同的狀況下，又遭遇疾病對社會人心的衝擊，能否真的促進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各自之長補對方之短，完善生產要素的分工、城市發展的分工、公共建設的分工，讓整體規劃發展最優化，將是來年粵港澳大灣區與中港融合的莫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