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 港深一體化勢所難免

隨著港深兩地在前海特區及創新及科技園區的試探合作逐步落實,大陸中央擬規劃在「一國兩制」基礎下制定合作專法跨過區域間在法律與行政的差異藩籬,不僅可保持香港做為大灣區中最有活力的城市,亦可滿足多數香港中產的期待。或許香港社會仍會存在不同的意見,但已難對上路的港深一體化再形成阻礙了。

不久前大陸國務院在延宕多時後終於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畫綱要》,過去一年以來,各界對此一可望直追紐約、舊金山及東京灣的新區規劃屏息以待,但由於此一國家級戰略涉及面向甚廣,而外部又因中美貿易摩擦干擾,遲遲無法發布。

由於大灣區的發展規劃是總書記習近平在2017年兩會時提出的概念,並在中央設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任組長,廣東省委書記與國家發改委主任出任副組長,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樣為小組成員,足見中央的重視;而韓正同時亦兼任港澳工作小組及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的組長,如此安排更加突顯這是一個高度整合的管治結構,任何粵港澳大灣區的矛盾與問題,都將由中央的領導小組協調解決。

往好處想,過去港澳在珠三角經濟整合遭遇的困難或將得到排除,但另一方面,則將更難以避免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與政治上的融合的衝擊。但對於未來的發展,港澳呈現出南轅北轍的差別,相較於澳門社會的積極融入大灣區,香港社會中不乏諸多疑慮之見,更多的是「被融入」與「被規劃」的擔憂。

但回顧歷史發展,大灣區之間的互動是起始於改革開放後的「前店後廠」、「三來一補」,作為經濟率先起飛的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持續與國際市場密切結合,挾其先進的管理能力與雄厚資本的優勢,透過與擁有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珠三角洲互補長短,共同完成各自的經濟轉型。

但隨著珠三角東岸地區快速發展,人口、資源、土地和環境對既有經濟模式產生限制,此時的珠三角西岸與粵西地區仍有極大的開發空間。故而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建設連接香港與珠海和澳門跨海陸路通道,在珠三角西岸複製「前店後廠」的經濟合作模式以充分發揮香港的優勢,這也是「港珠澳大橋」的濫觴。而CEPA的啟動,讓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經濟產業進行調整與升級,粵港澳整合從以製造業為主體向以服務業為主體的合作轉變,從「前店後廠」合作模式向「共同市場」的型態轉變,也讓港澳與珠三角地區進入新一波經濟整合的進程。整體來說,香港與廣東地區因為區域要素流動形成合作鮮明的分工體系,長期來也促使香港成為大灣區的核心城市。

而這次《綱要》中將「科技創新」列為大灣區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除了因應美國制約的外部環境外,更是基於深圳已經是大陸高新技術產業的重鎮。但深圳目前還無法獨自完成科創的目標,因為科技創新需要資金、人才、貿易、智慧產權等領域的支援,而這些恰恰都是香港的強項,若不能整合港深的要素,無以完成國家戰略目標。

對香港而言,此次大灣區的整合已然一改過去由市場主導的機制,難免有被規劃的無奈。但香港社會亦甚明白,從結構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香港由於難有再工業化的可能,一個服務型的城市必然需要找到能服務的對象,而深圳作為大灣區中最完整的綜合型城市,必是香港的最主要客源。隨著港深兩地在前海特區及創新及科技園區的試探合作逐步落實,大陸中央擬規劃在「一國兩制」基礎下制定合作專法跨過區域間在法律與行政的差異藩籬,不僅可保持香港做為大灣區中最有活力的城市,亦可滿足多數香港中產的期待。或許香港社會仍會存在不同的意見,但已難對上路的港深一體化再形成阻礙了。(本文引自3月11日【Yahoo論壇/蕭督圜】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 港深一體化勢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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